成长的不能承受之轻：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的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
内容提要
作为麦克尤恩“惊恐文学”的代表作，《水泥花园》带给读者的不仅是阅读过程中的“不安”与“震撼”，更多的是阅读之后的伦理启迪与思考。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小说人物杰克、朱莉、汤姆、苏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伦理问题及其蕴含的文学价值。文章认为，在父母相继离世的伦理环境中，杰克家庭原本完整的伦理结构遭到破坏，他们兄妹失去了效仿的道德榜样，难以获得正确的伦理观念和构建自己的伦理规范。同时，由于杰克等人自身的人性因子受到兽性因子的抑制，导致其伦理意识无法产生，理性无法成熟，使得他们在确认伦理身份的过程中出现了身份错位，产生了乱伦意识，并最终导致了伦理混乱。故此，小说揭示了少年儿童在向成人转变的过程中确认伦理身份的困难，隐喻了人在完成生物性选择之后进行伦理选择的必要性。
作 者 简 介
尚必武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及英美文学研究。
正 文
1978年，当伊恩·麦克尤恩推出首部长篇小说《水泥花园》时，非但未能摘掉自己“恐怖伊恩”帽子，反倒引发了一阵不小的抄袭风波。彼时的批评界指责该部作品与朱利安·克洛格(Julian Gloag)的小说《我妈妈的房子》(Our Mother’s House,1963)情节雷同，甚至连克洛格本人也指控麦克尤恩窃取了他的想法。三十年后，作为“英国在世的最好小说家”(Shah 2009:38)，麦克尤恩在“当代英国经典小说家中的突出地位不容置疑”(Möller 2011:9)。当年关于《水泥花园》原创性的争议早已烟消云散，但学者们对这部小说所持的批评态度却颇令人玩味，用戴维·马尔科姆的话来说就是“迷恋中夹杂着一丝嫌恶”(Malcolm 2002:45)。譬如，波尔·格哈德·奥尔森认为《水泥花园》是一部“令人厌恶的小说……让人生厌的作品”(Olsen 1987:41)。罗伯特·托尔斯认为该小说“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部惊恐之作”，是“病态的，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景象”(Malcolm 2002:45)。多米尼克·黑德把《水泥花园》和麦克尤恩的前两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意识》、《床第之间》一起并称为“惊恐文学”三部曲(Head 2007:30)。与上述论者观点相左，保罗·阿贝尔曼认为这部作品“完美得恰到好处”(Malcolm 2002:45)。《水泥花园》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它为何既让批评家们着迷，又令他们感到厌恶和惊恐?对此，德国文评家斯旺谢·穆勒把个中原因归结为该小说所混杂的文类。穆勒解释说:“这部小说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吸引着普通读者和批评家，原因之一在于它整合了多种文类的方式，如从成长小说到哥特式小说”(Möller 2011:134)。笔者认为，文类混杂只是《水泥花园》所假借的外形，真正使得小说具有无穷魅力但又让人感觉不安的则是作品讲述的一系列伦理事件及其带来的启迪与思考。实质上，《水泥花园》的真正意义在于麦克尤恩成功地运用了小说这一特殊文学形式，讲述一个骇人听闻的伦理故事以警世人。
一、伦理环境的书写与身份确认的困难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聂珍钊 2010:14)。如果重返《水泥花园》的伦理现场，我们不难体验小说环境的那种压抑感与窒息感，进而破悉小说中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动因。杰克这样描述他们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又老又大，建得有点像个城堡，厚墙、矮窗，前门上还有锯齿形的垛口。站在马路边对过看过去，它就像是某个集中精力正在回想的人的脸”(McEwan 2003:8)。城堡一般都远离闹市区，处于偏僻区域，尽管我们不知道这座房子的确切位置，但是从小说描述的情况来看，它无疑位于一个相对孤立的场所。走进房子的内部，映入眼帘的尽是陈旧与腐朽:地窖光线阴暗，黑不见底;房门几乎从铰链上要脱落了，轻轻一推，就会彻底掉下来，就连父亲在世前辛辛苦苦修建的花园也开始破败，假山坍塌，野草疯长。小说写道:“野草从铺路石的缝隙里蹿了出来，假山的一部分已经坍塌，那个小池塘也见了底。那个跳舞的潘神侧面倒地摔成了两半而大家全当没看见”(McEwan 2003:21)。在希腊神话中，潘神既是牧羊人、羊群、山林野兽、猎人的守护神和乡村音乐之神，同时又是生命力的象征。潘神的倒塌，在某种层面上，预示着这个家庭失去了生机，成为腐化和堕落的所在。
从房屋所在的外部环境看来，整个街区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要么被推倒拆除，要么被烧掉废弃。在过去，整条街道都是满满的房子，而如今只剩下这一座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空地上，荨麻围着邹瘪的罐头盒蹿出头来”(McEwan 2003:27-28)。废弃的房子和街道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杰克他们所处的社会伦理结构的损坏，对他们的伦理意识的产生和心智的成熟都带来了较为负面的影响。在这些场景描述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与水泥、沥青、铺路石等的风化、破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野草的四处乱蹿。小说多次强调野草疯长的状态:“野草都在往外蹿”(McEwan 2003:29);“所有房间里都是死命往上蹿争取阳光的野草”(McEwan 2003:47);“花园里的假山已经碎成了一堆，杂草丛生”(McEwan 2003:48)。如果说水泥、花园、房屋、门、街道、铺路石等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秩序的一种象征，那么它们的废弃和破坏所隐喻的乃是人类文明、秩序和理性的丧失，隐喻了人类伦理道德的腐化、沦丧与困境。在小说中，四处乱蹿的“野草”(weeds)，破坏了人类铺设的建筑，象征着杰克等人的原始欲望与非理性。野草肆意疯长，恰如他们的欲望，脱离了理性的控制，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把小说人物逐入非理性状态。
小说最重要的伦理环境莫过于杰克等人沦落为父母双亡的孤儿的残酷现实。鉴于父母的缺失，杰克家庭原本完整的伦理结构遭到破坏，导致他们在伦理选择即道德成熟过程中遇到了难题。首当其冲的是身份确认的障碍。由于子女同父母的伦理结构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旦子女失去了父母，子女在伦理环境中存在的伦理结构被打破，变成了一元结构。由于选择必需在二元结构中进行，在一元结构中不能进行伦理选择，因此失去父母的子女就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这对于尚未成年的杰克兄妹们而言是十分困难的。父母是孩子的道德榜样，失去了父母就失去了子女赖以效仿的道德榜样。朱莉、杰克二人在伦理选择中使得斯芬克斯因子失去了应有的失衡，即兽性因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他们逐渐被自己的原始本能所控制，无法遵守在伦理选择中作为伦理存在的伦理禁忌，最终导致了乱伦的悲剧。在失去父母的不完整伦理结构中，弟弟汤姆在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中失去了伦理参照，其伦理意识无法产生，理性无法成熟，导致他很难完成对自我身份确认的伦理选择，结果一方面渴望变身成为一名女生，另一方面又想做回奶娃娃。妹妹苏处在一个同样缺损的伦理结构中，去世的父母无法为她的伦理选择提供帮助。苏在日记书写和故事阅读中打发时间，通过诉诸于文学作品来接受文类文明的熏陶。人类文明史表明，自然选择是通过进化完成的，伦理选择是借助文学完成的。就此而言，文学作品部分地具有了父母的伦理功能，使得苏原本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身份确认，进入伦理选择的过程。但遗憾的是，苏最终在父母缺场的状态下，受到姐姐朱莉、哥哥杰克、弟弟汤姆的负面影响和误导，其伦理意识保留在初始阶段，理性并未完全成熟。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伦理选择的客观条件即伦理环境的重要性。
“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 2010:19)。通过对《水泥花园》伦理环境的分析，我们发现作为存在主体的杰克、朱莉、汤姆、苏身处破败、萧条、封闭、隔离的生存空间，与孤独、异化、堕落为伍，失去了与人类文明世界应有的联系。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是阻挡孩子们错误地选择伦理身份、阻挡他们触犯伦理禁忌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母亲的离世及其尸体的腐化，理性意志在他们身上几近消弭。在父母死后，没有人来照看他们、关心他们、引导他们的成长，他们最终未能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没有完成人类自生物性选择之后的伦理选择。客观地来说，这既是小说中一系列伦理事件所发生的历史现场，也是我们解读杰克等人物各种后继非道德行为的关键。
二、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和变化
聂珍钊认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伦理表述的核心内容。”(聂珍钊 2011:1)所谓的人性因子是指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促使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人性因子可以使人产生伦理意识，实现从兽到人的转变。人性因子的核心意志体现是理性意志，主要表现为对伦理秩序、伦理禁忌等人类道德范式的遵守。与人性因子相对，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动物本能的残留，导致人在经历生物性选择之后依然存有非理性因素。兽性因子最突出的意志体现为“自然意志”，主要表现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因素不是人的兽性因子，而是其人性因子。作为高级因子的人性因子如果控制了作为低级因子的兽性因子，人就会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在文学作品中，人的人性因子往往也会被其兽性因子所控制，使得人的伦理意识淡薄、甚至不具有伦理意识，不辨善恶。在《水泥花园》中，杰克等人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导致了他们性格行为的变化，引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伦理冲突，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关于人类成长的伦理启示。
在对欲望无止境的追求中，杰克身上的兽性因子抑制了他的人性因子，阻止了伦理意识的产生。杰克身上兽性因子最为突出的表现当属他的手淫习惯和乱伦意识。处于青春期的杰克始终无法抵挡手淫的欲望，而他的惯常行为竟然是把欲念的对象定格在姐姐朱莉身上。在某一次同朱莉、苏一起做完医生检查病人的游戏后，杰克开始跑到浴室里自慰，脑子里浮现出朱莉的身形。他回忆说:“我想象着朱莉淡棕色的手指抚摩着苏的大腿内侧将自己带入我那种快速、干枯的兴奋点”(McEwan 2003:16)。可见，为了满足自己手淫的欲望和快感，被欲念冲昏头脑的杰克不惜将性欲对象锁定在自己的姐姐身上。这种不断上升且未被及时遏制的性欲望刺激了杰克的乱伦意识，为其后来所实施的乱伦行为埋下了伏笔。
在兽性因子的主宰下，杰克的自然意志似一匹脱缰的野马，脱离了理性因子的引导与抑制，犯下了“弑父” 的伦理大罪。在小说的一开始，杰克就说出这样的悖论式话语:“我父亲不是我杀的，可我有时候觉得是我促他走上了不归路”(McEwan 2003:13)。这样的叙述语言初读起来，颇令人费解，但细读作品之后，又让人觉得颇有道理。从表面上来看，杰克确实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是自己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亡，因此杰克不是杀死父亲的凶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杰克先是导致了父亲心脏病突然发作，后又错过了抢救父亲的最佳时间，因此他确确实实是杀死父亲的凶手。我们从小说中得知，杰克的父亲患有心脏病，根本不适宜体力劳动。对于这一点，杰克是再清楚不过了。父亲的病情非但没有引起杰克的同情和怜悯，相反却成了他嘲弄父亲的一个优势和资本。在同父亲一起搬运水泥这类重活时，杰克丝毫没有顾惜父亲的身体和病情，根本没有为他减轻负担的意思，他说:“父亲因为有心脏病不该干这种活，可我仍确保他承担的重量跟我一模一样。”(McEwan 2003:18)即便父亲有时会因为体力不支而动作迟缓，他也要硬逼着父亲使出全身力气，这无疑会加重父亲的病情，甚至可能会招致生命危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杰克颇为得意地回忆道:“我们弯下腰每人抓住一个袋子的一角时，我感觉到他在拖延，等着由我承担大头。可我却数着，‘一、二、三’……而且等我看到他胳膊用上劲时才开始拖。如果我要多出力，得等他大声承认才成。我们干完活之后就朝后一站，像工人那样看着我们干的活。父亲一只手扶着墙呼哧呼哧喘粗气。我却故意地憋着，用鼻子能呼吸得多轻就多轻，虽然憋得我就像要背过气去了。”(McEwan 2003:18)在搬运水泥之前，杰克通过喊口号的方式让父亲使出力气，而且还故意等到父亲先用力后，自己才肯动手;在搬运过程中，如果父亲希望自己多出力气，则他必须要大声承认自己使出的力气比他大;在搬运结束后，自己哪怕会憋得背过气也要屏住呼吸，以嘲弄累得气喘嘘嘘的父亲。杰克原本完全可以利用搬运水泥这件事情向父亲表达自己对他的关心，做一个有道德责任感和孝心的儿子，结果搬运水泥却成了他向父亲泄愤和报复的出口。在搬运水泥这件事情上，我们根本看不到杰克对父亲的体谅、关爱和帮助。与此相反，他有意刺激身体有病的父亲，故意在父亲面前显示自己的力量和男子气概，嘲弄父亲的虚弱无力，以这种方式得到虚假的满足和愉悦。
即便在搬运水泥这类重活时，杰克也无法控制的性欲望，打消不掉手淫的念头。杰克谎称自己去上厕所，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蓬勃而起的性欲望。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性欲望，他让父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杰克回忆道:“我在楼上，因为怕他不耐烦，搞得飞快。我眼前的形象仍旧是朱莉的手伸进苏的两腿之间。”(McEwan 2003:23)不过就在杰克上楼解决自己性欲望的时候，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地不起。令人遗憾的是，在看到父亲发病后，杰克没有丝毫的紧迫感，没有争分夺秒地呼救以挽回父亲的生命，而是有意拖延时间，似乎故意要置父亲于死地。他说:“父亲脸朝下趴在地上，头就靠在新铺的水泥上，用来把水泥抹平的木板还抓在手里。我慢慢地走上前，明白我必须得跑出去呼救，可有那么几秒钟时间我却动弹不得。我疑惑地盯着他看，正如几分钟前那样。”(McEwan 2003:23)杰克完全明白有心脏病的父亲倒在上意味着什么，他也明白自己必须要去呼救，可是他却慢慢地走，而且还“疑惑地”看着倒在地上的父亲。终究，父亲因为抢救不及时离开了人世。杰克在客观上实施了“弑父”(patricide)行为，触犯了血亲相残的伦理禁忌。从杰克冷酷的叙述语气中，我们看不出他对父亲的死有任何一丝愧疚和悲伤之情。对于父亲的死亡，杰克看到的根本不是自己此后成为没有父亲的孩子，即将面临失去父爱的悲惨之境。他对父亲的死亡做出较为负面的伦理判断，认为父亲的死同自己的“身体发育”相比，显得“无足轻重”(McEwan 2003:13)，不值一提。不仅如此，杰克甚至认为，父亲的死都不及家里的那些水泥重要。
三、错位的伦理身份，不当的伦理选择
在小说中，朱莉、杰克、汤姆尽管完成了人的第一次选择即生物性选择，但是却面临至关重要的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的考验。伦理选择的成败与否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真正实现了从儿童到成人的转变，是否成为“一种伦理的存在”(聂珍钊 2011:6)。然而，在父母相继离世后，由于缺乏伦理意识的有效引导，要正确地完成这种选择对他们而言是十分艰难的。实际上，在伦理身份的选择上，杰克等人都犯了难以挽回的错误:第一、汤姆不仅放弃了自己的男孩身份，选择做一名女孩，而且又放弃了自己的儿童身份，选择重新做回奶娃娃;第二、朱莉放弃了自己的姐姐身份，而选择作为汤姆和杰克的母亲;第三、杰克放弃了自己作为弟弟的身份，而选择将姐姐作为的欲念的对象，并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最后一个因身份错位所做出的错误的伦理选择，因为它直接触犯了乱伦的伦理禁忌。
汤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早在父母健在的时候，他就因为恋母情结的缘故，同父亲展开赢取母亲注意和关爱的竞争。母亲去世后，汤姆的恋母情结失去了对象，为此他开始寻找新的目标，并将其最终锁定在姐姐朱莉身上。对于汤姆不合理的情感诉求，朱莉经历了一个从抵抗到认同的复杂过程。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还不到下午五点钟，朱莉就很不耐烦地脱去汤姆的衣服，让他洗澡睡觉。对此，汤姆表现得“完全服服帖帖，乖乖地让朱莉领他上楼去自己的卧室睡觉”(McEwan 2003:80)。随着时间的推移，汤姆越来越喜欢或习惯于假扮男婴，如把大拇指含在嘴里，脖子上还围着餐巾纸围成的围嘴等，朱莉也慢慢地接受了汤姆的这些幼稚行为。例如，她让汤姆把头靠在自己的乳房上，她不仅从地窖里把那张旧的婴儿床搬到了自己的房间，而且还直接把它放在自己的床边，把汤姆作为自己的孩子看待，逐渐完成了自己错位的伦理身份认同。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以及在人与兽之间作出身份选择”(聂珍钊 2011:2)。虽然儿童完成了人类的生物性选择，具有人类的外形，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一定的伦理意识，很难完成自己正确的伦理选择，难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认同。就汤姆而言，尽管他具有男孩的身份，但他坚持认为自己应该要做一名女孩;尽管他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但他坚持选择做一名奶娃娃;尽管知道朱莉是自己的姐姐，但他坚持选择在朱莉身上寻找母爱。“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聂珍钊 2010:21)。导致《水泥花园》产生伦理混乱局面的，不仅有汤姆伦理身份的变化，同时还有杰克和朱莉伦理身份的变化。一直以来，杰克就把姐姐朱莉作为自己欲念中的对象，是自己手淫时脑海里所浮现的那个爱物。一天，当朱莉在自己房间李发现了赤身裸体的汤姆和杰克时，直接称呼他们为“两个光着身体的宝宝”(McEwan 2003:146)。“宝宝”一词直接反映出朱莉把杰克和汤姆当作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则是他们的母亲。最后，在熟睡的汤姆面前，朱莉脱去衣服，让杰克吮吸自己的乳头，并引导他同自己发生了性关系。从血亲关系上来看，朱莉是杰克的姐姐;从发生错位的伦理身份来看，朱莉又扮演了杰克母亲的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杰克与朱莉的乱伦实际上还等同于他和自己母亲的乱伦。
在小说结尾处，杰克等人看到了窗外闪耀的警灯。这些赶来的警车显然是冲他们而来，其目的很可能将他们带走，由此使得杰克等人的家庭不复存在。失去家庭、手足分离是杰克他们所最担心的事，因此这也是警察到来后，他们即将面对的最可怕的后果。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聂珍钊 2010:19)。杰克、汤姆、朱莉等人触犯了乱伦的伦理禁忌，破坏了社会正常的伦理秩序，他们必将遭到惩罚，所以最终等待他们的是警察——人类文明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四、结语
麦克尤恩是通过小说来书写邪恶的行家里手，但他书写邪恶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引起人们的震撼或给自己戴一顶“恐怖伊恩”的帽子。正如批评家黑德所说:为了理解和研究麦克尤恩，“我们需要更为仔细地审视他对小说功能以及小说家角色的严重焦虑”(Head 2007:7)。小说何为?小说家何为?文学何为?文学家何为?或许，这些都是麦克尤恩试图借助小说创作想要探讨的问题。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来，伦理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词，即“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教诲是文学的本质属性”(聂珍钊 2010:12)。对麦克尤恩而言，就是“通过书写‘让人不安的艺术’，来表达其对崇高伦理道德的诉求。”(尚必武 2015:85)
麦克尤恩曾说:“文学在其最有限和最具体的范畴内，是人类普遍本质的最好展示。”(McEwan 2006:41)他笔下的《水泥花园》通过再现弑父、葬母、乱伦等一系列伦理事件，突出展示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之于善恶判断、身份确认、伦理选择上的困难，揭示了伦理意识和正确引导之于儿童成长和道德完善的重要性。小说藉此向社会发出道德警示，给我们带来诸多关于成长和伦理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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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刊发于《外语教学》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任洁 / 审校：张连桥